第三十七章 志士抒壮心，仁人壁千仞上

汉末诸军阀就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平衡各方势力，艰难求存。

1言蔽之，任官避籍制度的存在，注定了袁绍集团的分化。

官渡之战，袁绍便因此而败。

这种情况，曹、刘、孙3家皆存。

汉末不是后世，这些人思想意识拘泥于乡党。

遑论就算是后世，乡党的意义也非比寻常。

（刘焉）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刘）焉。--《蜀书刘焉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傅子》

按照出身籍贯，可将袁绍集团成员划分为河南（黄河以南，泛指中原地区，并非河南郡）与河北（黄河以北，泛指幽、冀、并地区）两大阵营；

其中河南集团又可划分为颍川与南阳两派，这与韩馥及袁绍的出身及仕宦履历存在密切关系。

从可见记载看，河南派与河北派之间的争斗相当剧烈，已不局限于言语攻讦的范畴。

逄纪诬杀田丰，郭图谗害张郃，属于河南士迫害河北士；

审配报复许攸，陷害逄纪，则属于河北士迫害河南士。

在袁曹战争的关键时刻，审配（河北士）甚至不顾大体，将政敌辛评（河南士）在邺县的族人尽数诛灭，迁怒之意显见。

至于郭图、淳于琼（河南士）分割沮授（河北士）兵权，孟岱（河南士）分割审配（河北士）兵权之类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考虑到袁绍集团的将校、谋主在《魏书》中均无独立列传，其忿争不和之记载却屡见史册，可知两大阵营的攻讦陷害，乃是袁绍集团中1以贯之的主旋律。

河南、河北两派成因：

从根源上说，它源自彼时的任官制度，即东汉的“3互法”。

“3互法”最初禁止本地人在本地任官，后来扩大回避范围，令“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地方的宗族势力与官僚势力相勾结，这1制度在后世有1个更加通俗的名称，即任官避籍。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3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后汉书蔡邕传》

“3互法”的存在导致了1个特殊现象，即地方的军政长官1定不是本地人。

而像韩馥、袁绍这种“州牧”级别的最高长官甚至不是（冀州）本州人。韩馥是豫州颍川人，袁绍是豫州汝南人。

对冀州豪强而言，韩、袁属于典型的外来势力，语言、风俗、文化与河北均有差异；

且双方的利益诉求亦不相同，直属于东汉中央的官僚势必会影响到本地豪强的势力扩张，因此韩、袁遭到地方势力的排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韩馥便是因此下台。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后汉书袁绍传》

在此背景下，韩、袁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势必要引入亲信势力。

韩馥选择拉拢颍川同乡（荀谌、荀彧、郭图、辛评、辛毗），河南士中的颍川人盖源于此；

袁绍之后继承了韩馥的政治遗产，并延揽昔日同在洛阳的“奔走之友”，以南阳许攸、南阳逄纪为代表，此即河南士中南阳人的由来渊源。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英雄记》

（颍川）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魏书荀彧传》

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逄）纪俱诣冀州。--《英雄记》

如果将视线拉长，便会发现曹、刘、孙3家均存在类似情况。

比如曹操虽然延揽了诸多河北与中原的逸才，但集团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掌握兵权者始终是谯沛人士。

刘备入蜀，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荆楚集团及元从成员。

孙策渡江，倚重江北士人，即所谓的“淮泗集团”。

蜀汉政权中的“荆楚人贵”及东吴政权中的“南鲁之争”，渊源也在于此。

昔豫州（指豫州牧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华阳国志》

丞相6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通语》

在上述案例中，曹操的做法与韩馥相似，即依靠同乡维护其统治。刘备的做法则与袁绍相类，他们由于早年颠沛，远离故土，因此更加青睐于任用籍贯各异的元从集团进行统治。

其中，孙策家族的情况最为特殊。这1家族虽然籍贯扬州吴郡，但发迹于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