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盗墓记（二）

戏写得很顺利，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就把初稿拿出来了。我对比了一下，就写作速度来看，写这么一台七场次的大戏，竟然比写一部两三万字的中篇小说容易得多。

我坐在电脑前继续敲击键盘，准备对初稿做进一步的修改，然后送给市里的剧团去让人家过目。这当儿，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来。我取过手机，按下了接听键，并且习惯地说了个“喂”字，同时我又问了一句：“哪位？”

电话里传来的就是那个我早已忘到爪哇国的唐老鸭似的声音：“是彭兴凯先生吗？我是北方四爷啊！”

我猛丁就想起三天前那个从齐齐哈尔打来的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想起了那个吃饱了没事干的神经病。显然，他又骚扰我来了。我不再对他客气，冷冷地说：“你怎么又把电话打来了？”

穷极无聊的神经病说：“我现在已经到达你们山东省新泰市的羊流镇了，再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你们蒙阴了！”

“什么？”我叫了起来。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网名叫北方四爷的神经病用他那唐老鸭似的嗓门说：“彭先生，一个小时后，请你务必到车站去接我。有位拿着一本刊登你作品《当代小说》杂志的人就是我。”他说着没容我吭声，就把手机关掉了。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我差点叫了起来：天啊！难道这个神经病真得来了啊？否则，他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电话啊？如果是恶作剧，他身在齐齐哈尔，如何知道新泰的羊流镇？怎么知道羊流镇到蒙阴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呢？而且，他如果真搞恶作剧，为什么偏偏选上我呢？我招他惹他了？如果排除这一切，无疑，他是真的来了。刚才通电话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汽车喇叭的声音和乘客嘈杂的说话声。看来，这个神经不正常的家伙是真得来了。而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做出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的事情，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慌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明白，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去车站接他？再者，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将又如何处置他？说实在话，此时此刻，活了大半辈子的我，还真有点犯了难。

后来，我的行动还是让我关掉了电脑，换上羽绒服，一脸不情愿地骑上电瓶车，奔车站而去。

应该说我是个好客的人，只要奔我而来的客人，我都会热情接待。这是我做人的准则。对于这位叫北方四爷的神经病也不能例外。尽管我猜得出，既便是他神经没毛病，他来找我的目的也不外乎骗吃骗喝。不就多花几个银子招待他一下嘛，我虽是个穷文人，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除此之外，我多少也有点好奇，想听听他就我那篇叫《野山野岗》的短篇小说谈些什么。

临出家门时，我打开了书厨，在一大堆书籍中翻找了半天，才找出那本刊登我作品《野山野岗》的杂志《当代小说》。那是上一个世纪1997年的第3期杂志，我的那篇小说的确刊登在上面，只是排在一个很靠后的位置上。看到这本旧的《当代小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份杂志当年的开本和封面设计，与现在的《当代小说》比，显得如此寒酸和单薄。

我来到了汽车站。

此时，天已向晚，汽车站内空空荡荡、旅客寥落。有几辆公共汽车到站，吐下几个乘客又走了，并没有见到那个叫北方四爷的家伙。我看看表，据接那个电话一个小时还不到，就耐下心来等。终于，来自新泰方向的公共汽车，在十分钟之后徐徐地进站了。车停下来，门打开，有七八个乘客从上面走下来。我迎上前去，在乘客中寻找。差不多只一眼，我就认出了他。他约有三十岁？或者更大些，个子瘦小，头发蓬乱，下巴上几颗黄黄的胡子，让他看上去像一只山羊。他背着一只破破的双肩包，穿着一件过时的羽绒服，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从手里拄着的三角拐杖看，他是个瘸子。而他没有拄拐的那只手里，果然拿着一本杂志。细看那杂志，正是出自上一个世纪的纯文学刊物《当代小说》。

我迎上前去，叫道：“北方四爷。”

他把目光盯向我，叫道：“彭兴凯。”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手还是同他那只拿杂志的手握在了一起。

出了车站大门，在向不远处一家小旅馆走的时候，我不由偷眼观察起他。我发现他除了腿瘸之外，并不显得怪异，也没有神经病贯有的那种样子，倒是他的长胡子和近视眼镜告诉我，他应该是个读书人。尽管他把千里迢迢说成千里召召。

在一家小旅馆里将他安顿好，天就上黑影了，小城里亮起可怜巴巴的几盏路灯。我带他出来，穿过一条窄窄的小巷，进了一个小餐馆。我要了一只光棍鸡，要了一瓶老窖酒，与他相对而饮。

光棍鸡是我们这地方的一道美食，特产，凡是来投奔我的客人，我都要用这道美食招待。

出乎我的意外，他并不怎么像来骗吃骗喝的，对美味的光棍鸡和醇浓的老窖酒也不怎么感兴趣，他胡乱吃了几嘴之后，就把那本过气的《当代小说》取出来，捧在手里打开了。接着如他三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