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肠挂肚

把王加根送进车厢，目送奔驰的列车一路向北，消失在视野之外，方红梅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五脏六腑如同突然之间被掏空了一样。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

为了不让候车室里的同学看出破绽，方红梅在出站口站立了一会儿，掏出手绢把眼泪擦干，直到情绪完全平静下来，才强作笑颜地走进候车室。

南下的慢车很快就来了。

进站上车后，同学们在车厢里谈笑风生，丝毫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离愁别恨。只有恋爱中的方红梅是个例外。她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轰鸣声，手里捧着全班同学的合影。凝神注目，视线始终没有离开那张亲爱的脸。

本来，她是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孝天城，然后转长途汽车回方湾公社，但列车到达中途的肖港火车站时，她就下车了，决定从肖港走路回家。一只装满杂物的木箱，一捆铺盖行李，一根锄把长短的木棍挑着，方红梅开始了十五里路的步行。

走在路上，她满脑子想的还是王加根。

列车现在应该已经进入河南省，明天凌晨才能到北京站。这趟火车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吧？加根下车后，那么大一提包东西，他拿得动吗？我为什么同意他去河北？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既然答应了他去河北进行那么重要的谈判，我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加根能够说服他妈妈吗？

方红梅挑着行李，一路行走，一路胡思乱想。

到了瀤河岸边，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着漂浮在河面上的小木船。她必须坐小木船过河，然后再步行七八里路，才能到达方湾公社。

这段行程，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时，她肩膀磨破了皮，渗出的血染红了衬衣。晚上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她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才醒。

加根现在应该下了火车。他是去北京农业大学找他姐？还是直接转长途汽车去河北迁西？这么早，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行走，会不会遇上坏人？菩萨保佑他一路平安！

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方红梅睁着大大的眼睛，一直到天明。

白天，她无心听奶奶和父母的絮叨，无心参与弟妹们的斗嘴和打闹，更不愿意去街上买菜或者下地干活，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地呆着。看小说，翻杂志，或者和衣躺在床上，放纵着她的思念，推测心上人此刻到了哪儿、正在干什么。她真想给加根写封信，倾诉自己的相思之苦，询问一下他眼下的情况，但又不知加根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北，不知道信该往哪儿邮寄。

唉，还是等加根来信之后再说吧！

此后的日子，她就天天盼望着王加根的来信。

在她因为得不到王加根的消息而煎熬的时候，家里其他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她妹腊梅和大弟敬文身上。

他们两个马上就要参加中考——这当然是全家的头等大事！

中考前夕，方父已经没有心思上班了。他向方湾卫生院院长请了假，在家里悉心侍候两个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

正式考试那天，早餐过后，眼见腊梅和敬文走出家门，方父双手在围裙上揩着，不停地嘱咐：“要沉着，莫慌！”

目送孩子们远去的背影，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眶里旋转着泪水。他一会儿进厨房，一会儿到堂屋，一会儿进卧室。时而站着，时而坐下，六神无主，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上。

到了上午放学的钟点儿，他老早就在大门口翘首了望。

看到腊梅和敬文的身影，方父又赶快拿起身边的扫把，在已经很干净的地面上扫着，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眼睛的余光，却在孩子们的脸上顾盼，观察他们的表情。

如果孩子们主动汇报考试情况，说的是好消息，他就故意浇冷水：“你容易别人也容易，水涨船高，不能骄傲，再接再厉，把下一门考好。”

要是孩子们说的是坏消息，他又不失时机地给孩子们打气：“没关系，没关系！这科不行有下科，农业损失副业补。快点吃饭，吃完饭后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门考试。”

全部科目考完之后，两个考生喜形于色，自我感觉良好，预估的分数都超过了往年中专和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

前段日子阴云密布的家里云开雾散，大家再也没有那种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方父还是比较谨慎，嘱咐孩子们不要盲目乐观，在外人面前不要张狂，毕竟中考的卷子还没有改，分数没有出来。就算自己感觉良好，也不一定就百分之百能考上。

他还说了句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至理名言：“你易他易，易中失分；你难他难，难中取胜。”

这一天，方父从方湾卫生院下班回来，显得特别激动，并且把方母和大女儿红梅叫到堂屋里，神秘兮兮地告诉她们，下午方湾中学周东明老师到卫生院看病，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