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打算修剪一下记忆中的旁枝末节，他们在何秀的短暂人生里，算得上枝繁叶茂的浓重树荫，让何秀的主树干上增添了许多鲜活的绿叶嫩芽。可何秀的根，我始终相信还握在我的手上。

我先将阿姨的微信从黑名单中拉出，再从手机通讯录里找到她的号码拨通。拨号的嘟声重复响了六、七声，听筒里才传来一个微弱嘈杂的人声。

“喂。”

“喂。阿姨，您好。不好意思，有件事我得拜托您一下……”

我向阿姨索要何秀手机里关于所有人的联系方式。阿姨吞吞吐吐的回答说手机早已被她还原，任何信息都清除光了。

“我挂了，这边正忙着呢。”

阿姨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我猜想何秀的手机可能被她挪用了。或许是她自己用，或许是她儿子或老公其中一个人用，又或者谁都不敢用，被当作二手转卖了。我开始有点埋怨起当地警察来，他们把整理起来的遗物留给她妈，却只抛给了我一具光秃秃的躯壳。她从头到尾静静地躺在那里，就跟躺在溪滩上，草地里，躺在任何一张床上一样放松，她仿佛能随时起来，又仿佛是刚刚躺下。可我却不得不接受，她的身体再也无法向我倾诉。她的思想，感情以及莫须有的灵魂都早已离身体远去。她与我之间，她与她的身体之间皆存在着一道再也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或许很自私，只能接受她离开的状态，却不能接受她死亡的结果。

又过了一个周末，早晨我买完菜经过花园南路的一条交叉路口，忽而听见居民楼区里头传来一阵吆喝声，

“收旧手机，旧电脑，长头发……”

紧接着，一个老头脚蹬一辆載满破铜烂铁的三轮车从小路上骑出来。车头栓着一个白色大喇叭，圆形外扩的喇叭口正连续不断地播放着老人家沙哑粗旷的叫喊声。

旧手机……

赶回家后，我先将蔬菜放进冰箱，再把鱼虾从下方的冷冻柜里拿出来放洗碗池里解冻，然后走到客厅，从电视背景墙后的壁橱里拖出一只牛皮纸箱打开，翻找，在里头一堆乱七八糟的旧杂物中找到了那台手机。最后我用纸巾把手机擦干净，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冲电。

我坐在沙发上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使手机重新开机。这手机是我送给何秀的生日礼物，她用了将近快3年。今年4月份换手机时，何秀不舍得将它当废品或二手处理掉，便把它扔在了旧物箱里。

成功开机后，我立刻输入密码，点开通讯录，发现所有联络人信息都在。我松了一口气，放下手机往后仰躺进沙发里。其实我早该想到以何秀念旧的性子，是不会将手机的信息随意删除还原的。不过她的微信和其他手机软件我无法重新登陆，她没有告知我关于这些软件的登陆密码，也没有把重要的密码记录在哪页纸上，她的手机卡也在她死后随着新手机转移到她妈的手上。这些说来不过短短几句，可对于一个已死亡的现代人来说，手机上留存的所有信息代表着这个留存在活人脑中的回忆里的灵魂中最隐匿的一块精魄。手机可以替代一个人某一部分的现实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手机创造了另一种伦理道德，仿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仅存在一句问候等待送达的时间差。许多通过手机诞生繁衍的社会关系可以轻而易举被建立，也可以轻而易举被消灭。手机应是人的内在表现的一部分，却以人的外在表现形式出现，成为了一部握在人手里的手机，与人分离。这并不奇怪，因为人需要与自我分离，这样人才能保持理性。

10月29日上午9点整，我拿出自己的手机，对着何秀的通讯录拨通了第一个电话。没人接。张默估计还没醒。我继续拨打，一共打了3通，低沉含混的嗓音才从手机上方的听筒里轻飘飘地浮出来。

“哪位？”

“你好，我是何秀的朋友，我们见过一次面的。我叫......”

“神经。”

张默挂断了电话。我忍着恶心感，深呼吸几次后重又拨通了他的电话。

“你有完没完！”

“我只是想向你了解一下关于何秀的事。”

“傻逼吧！”

他再一次挂断电话时，我紧盯着自己的手机屏保发呆，没想再挽留点什么。我无法鼓足勇气再打一次电话，我勉强奋起的毅力和高涨的悲伤情绪已经随着张默粗俗恶劣的态度冰解云散。随后，我的脑海中渐渐显现出一张笑脸，姣好的脸蛋如同一块在冬日熹微的晨光照耀下变得晶莹剔透的玉石。光洁的额头下有两弯柔情的泉水，饱满的嘴唇犹如一只轻快活泼的红蜻蜓，刚好停落在她的脸上。唇边的笑容仿佛是新酿好的花蜜，悄然融在两边的小酒窝里，引得看客沉醉。这张脸很漂亮，是那种任何人看了都想亲近的美丽。

大二第一学期正式结束，学校开始放寒假。我比何秀早放3天，便决定买好票提前先去杭州找何秀玩两天，再跟她一道儿回家。那时，何秀就是顶着这样一张笑脸，站在1号高铁出站口前，挽着张默的胳臂，垫着脚尖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