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赖教授下了午课，夹着两本厚厚的史学书从教学楼的连廊走过来，责初见了，跑上去说：“先生下课啦。”

赖教授用两根骨节分明的手指捏着镜腿把老花眼镜扶正，看清了责初，说：“是呀，家里弟弟的事情怎么样了？”

“回家了。”责初帮他拿过手里的书，说，“先生有没有时间，我有二三问题想向先生请教。”

“有时间。”赖教授说，“那便陪我去厚湖边走走，我们边走边说。”

厚湖边春天移植来的蜀葵已经长得十分好了，责初俯身捡了一颗地上的白果捏在手里把玩，赖教授摘了眼镜，说：“我是十分喜欢秋天来这湖边走一走的。”

责初点点头，将白果放进口袋里，说：“我也十分喜欢顶荆的秋天，只是多事之秋，倒不知是说应景还是讽刺了。”

赖教授仿佛没听见，自顾说起来：“那日你同我提的经费一事，我已向学校申请，只是文科一向给的钱少，不晓得这次又能批下来多少，待看看不够，我再个人出钱为学生们添些新书。他们大约见我不好说话，不敢来同我提，我自己也考虑不到，你来了倒是好了，替我操心许多，又做了我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那真是太好了，若是不够，我也可以出一份的。”责初说。

“你已经献出如此多私藏，我还未替学生们谢谢你。”赖教授说。

“先生如此客气都要叫我不好意思了，我也是学生过来的，晓得求学不易，力所能及的事能做一点便是一点。”责初踩着满地的银杏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她问，“先生对这些日子的事情怎么看？”

赖教授突然停了脚步，转身面向波光粼粼的湖面，像在问责初，又像在问自己：“我们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究竟是在谈些什么？”

责初停在他身后，顺着他的目光望向厚湖，见远处落水的苹婆果惊起一群野鸭，说：“前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后有余先生谈布尔扎维主义，我弟弟是后者忠实的拥趸，他一口一个革命，嘴上大谈国家正义，行为却鲁莽幼稚，依旧似个天真孩童。”

赖教授抬起手指了指对面一排枯萎了的苹婆，说：“你看那排树，是长在南方的东西，硬是将他植来北方，怎么养的活。真是煞风景，煞风景。”

责初意会，说：“可谈主义是否一无是处？我弟弟如此坚持，叫我也心生困惑了。”

“要我说，我唯一推崇乐观主义，现在空谈其他什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可要实践起来，在如今的中国，一万个行不通。都是谈不上，谈不起。”赖教授说，“余生说笃实与主义不相悖，可你看看，罢课游行，请愿示威，还有这一道道标语口号，清一色的都是一时的情绪宣泄，于实际政治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往深了究，罢课逃学，读不进那些实际的学问，器不能成，才是大害！”

责初点头赞同，又说：“先生，先生晓得我同储定池的关系，我私心问一句，邱总理刚刚过世，储定池又放了权，先生对如今的新政府怎么看？”

赖教授听了哈哈大笑，摇头说：“我谈问题，不谈政治。”

责初想了想说：“若只谈谈大总统这个人呢？”

赖教授搓了搓鬓角，说：“我虽不举现在谈主义，但有一点倒也是十分认同的，时代潮流不可逆，与日本人的不说，梁昭元太过黩武，这一点于他，利弊共存。”

责初听的不大明白，还想再问，却听赖教授说：“上课站的久了，我这膝盖就又犯起病来了，今日就先谈到这里吧，我见你在文学翻译上颇有造诣，我正着手翻译一本济慈的诗集，改日再想与你探讨探讨。”

责初说：“好啊，我送先生。”

天气一凉起来，顶荆就黑的十分快，才打了放学的铃，太阳就一溜烟跑没了影。责初奔波了一天，坐上车时已觉筋疲力尽，司机回头问道：“是回督军府吗？”

责初舒展了一下肩膀，说：“先去趟医院吧。”

她已经许久未见过储定池，听储老太太回来的时候悄悄说，储定池原本就是舞刀弄枪的身体，几日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医院门前依旧防卫严密，一个卫士见了是督军府的车牌，就跑上来给她开门。

责初熟门熟路地走到病房前，看见高鞍守在门口，正想与他打招呼，突然听见屋里传来呯铃乓啷砸东西的声音。

高鞍也看见她了，走上前行了个军礼。

责初边走边说：“我来看看他，顺便同他道个谢。”

高鞍一脸愁容，说：“正在里面发脾气呢，少夫人还是避一避好。”

“怎么了？”责初想不出理由，这几日大总统和张克为学生的事忙得焦头烂额，也就储定池偷得几日清闲，要说发脾气，怎么也轮不到他的。

“是为在严少爷的事。”高鞍说。

“在严？在严不是都出来了吗？”责初一脸疑惑，抬手去摸门把手，却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就敲了敲门，贴近门